90周年90件大事4|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学校进步声誉远播

发布时间:2022-10-13

◎导读◎

       1935年到1936年间,学校进步师生和托派开展了一场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称为“史托之争”(斯大林[史]派与托洛茨基[托]派对中国社会性质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争论),进步师生取得了胜利,学校进步声誉进一步提升。


“史托之争”的挑起

       1932年至1934年间,首任校长杨东莼利用桂蒋矛盾,遵循“团体训练、自由研究”的办学理念,积极而比较隐蔽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把广西师专办成了传播进步思想,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学校被誉为“小莫斯科”。1934年春,桂系认为广西师专已被杨东莼赤化,于是把杨东莼、朱克靖、薛暮桥等“礼送”出广西。1934年5月,桂系派罗尔棻接替杨东莼任校长职务,想对学生施加影响,转变学生思想。

       但罗尔棻没有很好贯彻桂系的意图,于是桂系驱使王公度势力利用托派为急先锋,从“左”的方面对师专进步师生发动思想、政治进攻,以图夺取杨东莼建立的这个“小小的革命据点”(薛暮桥语)。

       1935年5月,郭任吾接任广西师专校长,随同到任的有原任南宁初中教师施云(史唐)、秦某。施云、秦某是留苏学生,在苏联和上海都参加了托派组织,1932年到广西后仍坚持托派观点并继续托派的活动。他们到学生中大肆宣传托派理论,提出“中国革命问题”。他们声称,中国革命复兴的关键在于城市工人运动,要学生在朝会上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临近暑假,学生中尚无托派基础,在理论上准备不足,讨论没有深入,争论还没有进入高潮,但却冲击了进步学生,使他们深感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急迫性。

       随后,进步学生开始着重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他们通过阅读薛暮桥、刘端生的《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所载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文,《读书杂志》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和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等书和资料,接触并了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

论战的开展

       施云、秦某约一些稍受他们影响的学生,宣传托派理论,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的社会,革命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宣扬大革命的失败是共产党的右倾造成的,组织、政治不独立,后来“左”倾,把力量搞垮了。当时广西师专虽然还没有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但却有一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纲领的进步学生,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展开了辩论,首先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公开的论战。

       为了与托派展开论战,进步师生决定以壁报等形式,开展回击。1935年下半年开学后,教务主任陈此生找师专第二届同学沈国华谈话,说学校决定由学生会出版“普罗密修士”壁报,指定由沈国华主编,陈大文和刁剑萍担任壁报的学术评论编辑。大家认为托派理论总的出发点是“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托派所说的一套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都是由这个论断派生出来的。批判托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错误言论,才能打中托派的要害。于是决定出版一期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专刊。

       进步同学的核心人物陶保桓组织同学写了一批水平较高的文章,陶保桓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从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南宁民国日报》、《中国农村》月刊等报刊收集了大量资料,综述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中国农村经济崩溃,农民贫困、破产、饥饿的情况,描述中国农民还受着高额地租、高额利息和苛捐杂税的剥削,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同时,持托派观点的学生内部有的意见不统一,有的也没有认真读书,写不出有分量的文章来,只是从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严灵峰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及《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等托派观点的文章中东抄西袭,七拼八凑。

       壁报连续出版了四期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研究”专刊,随着论战的开展,火药味越来越浓,整个论战由自发的斗争发展到有组织的斗争,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大派。

论战的结束及马哲民的总结报告

       论战持续一段时间后,形势对托派和王公度势力都不利,校长郭任吾担心广西当权者指责他无能,在1935年10月底开始采取压制措施,宣布不准继续进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书面讨论。陈望道得知此事后,对沈国华说:“这一阶段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来个打扫战场,休养生息一下,也未尝不可!”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1936年新知书店发行)

马哲民的报告《怎样研究中国的”经济结构”》

       壁报论战停止后,双方在争夺群众的活动中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驳斥对方的观点。到1936年,两派争论的焦点则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去了。

       1936年上半年,史、托两派论战结束后,教务主任陈此生提议请马哲民作结论。马哲民是一位早期共产党员,1927年脱离了组织关系。1932年应北平学生之请,演讲《陈独秀和中国革命》而被判入狱9个月。1934年,马哲民前往桂林,到广西师专任教历史哲学。

       马哲民的报告题为《怎样研究中国的“经济结构”》,副标题为“关于本校同学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之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方法论的一个报告”,他声明只重方法论,而不提出结论。因为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马哲民批判了自1931年《新思潮》与托派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开展争论以来,关于研究中国经济结构方法论的几种错误观点。

       马哲民讲了三个小时还没有讲完,因为他主要是批判托派的观点,郭任吾不让他再讲了。讲稿后来登载在1936年1月16日出版的师专校刊《月牙》第三、四期合刊,全文2.5万字。编者在《编后》说:“……尤其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是马哲民先生那篇《怎样研究中国的“经济结构”》的文章,他把近年来发表的对于中国社会史的分析的各种奇形怪样的理论,做了一次大扫除。这于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读者,实在是一件善举。”

       可以说,这次论战是广西师专进步同学和托派在理论战线上的一次大较量,进步同学胜利了,托派失败了。师专进步同学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论断——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客观存在的真理,论战使进步学生在认识上得到了提高、政治上更加成熟、找党更加迫切,为后面学校成立党支部作了思想组织准备。

(杨凯执笔李殷青审校)

文献来源

[1]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桂林文史资料第20辑:三十年代广西师专[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

[2]王枬,黄伟林.师大故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本文摘自《90周年90件大事》,贺祖斌等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校对:胡俊杰